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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

　　界的抗疫方法，已经完全的两极化，中国作为最严厉的一极，时常不免遭遇些疑问：为何要这么严格？有这个必要吗？

　　这篇小文，便是为着探讨这疑问，试图提出一些自洽的解释来。

　　在埃及感受不到任何新冠存在的痕迹

　　圣诞的假期，我来到埃及旅游。

　　埃及当然是很好玩的国家，但最最使我惊讶的，并不是金字塔的壮观，倒是埃及人对疫情的态度。

　　在这里我很难感受到疫情的存在：街上熙熙攘攘，公交人挤人，市场摩肩接踵，几乎没什么行人戴口罩，好像强制佩戴防护的地方就只有去清真寺做礼拜——不戴不让进，仔细想想还怪讽刺的。首都开罗可以用Uber，每每是我按照APP的提示老实佩带口罩上车，司机一惊：翻找半天从哪里掏出一只脏兮兮的一次性口罩，不情愿地套上——常常还把正反搞错掉。

　　去埃及的，大约都读过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名著《尼罗河上的惨案》，是讲一桩游轮谋杀奇案的，从卢克索到阿斯旺的游轮也就成为必选项目。

　　

　　尼罗河风景

　　游轮的客人倒是比原先少了不少，只是仍然没人戴口罩，倒是多了个新规定，餐厅在显要位置大书”每张桌子只许坐一家人“——难道原先他们还要拼桌怎的？

　　行为是社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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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产物。如此几日下来，我的警惕性当然就不能不降低，个人防护也越来越少。船到卢克索，我忽发咳嗽低烧的症状，心知不妙，向酒店报告安排隔离测试，两个点位的结果一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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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阳，竟被定义为“总体阴性（overall negative）”——说我仍然可以继续游玩，简直是比尼罗河惨案更奇的遭遇。我大呼荒唐，但被认作”无症状“，也就没人理我，自觉静养两三日后症状确实消失，遂告痊愈，自始至终酒店服务员来我房间各种room service只戴一枚口罩，再无任何防备。

　　中国的游客原本是埃及的重要收入来源，许多埃及人告诉我他们想念中国人，中国人最好。又总有人好奇问我：中国为什么不让人来我们埃及旅游？中国还有新冠吗？我们埃及都已经没有病毒了——听着这种胡扯，我当然气不打一处来。且不谈我个人经历，就以埃及到国内航线的熔断频率，实际感染率之高就可想而知。

　　但是，在埃及迄今三周，我的确感受不到任何新冠存在的痕迹。没有人担心新冠，没有人在意病毒，更没人期待什么疫苗——我们埃及没有病毒，疫苗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埃及的社会已经彻底进入惯有节奏，只是少了许多外国游客。如果说中国以自己生活“基本”恢复正常为豪，那埃及可以说是生活“完全”恢复正常了。

　　反看着国内此起彼伏的“战时状态”，许多孤悬海外而不能回家过年的中国朋友们，就不能不让人疑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国要那样，而埃及竟可以这样？难道这病毒只对中国人格外危险，而埃及人就不用怕吗？

　　当然不是。我既没有找到什么病毒对某族裔更敏感的权威paper，而地中海的另一侧，欧洲也再次如临大敌。法德等主要西欧大国都推出强力措施，英国更是再次lockdown，我最喜欢的英超还能不能如期进行目前都是未知了。

　　

　　疫情中的伦敦

　　为什么一些国家对待新冠特别重视，另一些则视若无物？难道一些国家的胆子格外小，另一些就不在意人民的生命任由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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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毁灭自己吗？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外国人不像中国人，他们可管不住”（特别针对美国），我完全不能同意。不须说远，几十年前二战的日本便犯过类似错误，时任军部认为日本面对美国完全有胜机，因为“美国兵不敢打仗，美国人嬉皮成性很怕死，美国的政府不能够承担大量的士兵死亡……总之美国不可能全力参战”——结果是完全错了，美国人照样可以在太平洋同日本军拼刺刀垒人头，他们完全不比成天嚷着“一亿玉碎”的日本人更怕死。在必要的情形下，外国人和中国人一样，他们同样可以为了某个目的牺牲，付出他们的一切——区别大概在于如何定义“必要情形”。

　　为什么中国选择最严厉的抗疫措施？美国相对比较温和，而埃及却几乎处在放任状态？我相信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有自己的理由——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试图寻找它。

　　立论的前提

　　系统总不能内部自洽，我也必须基于一些既有事实，预先提出几个假设：

　　事实

　　-由于各国的检测能力及准确度差异巨大，目前披露数据不能完全/完全不能衡量世界疫情分布及严重性；

　　-尽管各国疫情轻重程度不同，但迄今为止，全世界秩序仍然平稳，尚无任何一个国家被疫情击垮的（社会不能正常运行）；

　　-疫情可能被掩盖，但一个社会的大量非正常死亡或病危是不能被遮蔽的，而大量的非正常死亡/病危必然引起相当范围的社会恐慌；

　　假设

　　-各国政府总是比民间掌握的疫情信息更多更全面；

　　-对于政府而言，人民总是最可宝贵的资源，但不是唯一可宝贵的资源；

　　-所有的政府都是总体理性且逐利的，它总是倾向于依靠现有信息，采取此时最合理的抗疫措施，尽可能的减小疫情损失；

　　-政府从来不会故意毁灭它管理的国家。

　　本文阅读的可能，也建立在您须认同这些事实及假设的基础以上。

　　重要因素：年龄

　　尽管对COVID-19的研究还处在进行阶段，但相当多paper都指出，新冠的影响，同年龄和医疗资源强相关。年龄愈大的，拥有医疗资源愈差，新冠威胁愈重，死亡率也愈高，这大概可以作为一项共识。

　　按照这个思路，我整理WHO关于世界国家人口年龄中位数的排序（人口年龄中位数指“该国全部人口中，排名正中间的年龄”，较平均年龄更能准确衡量一国的人口年龄结构）。

　　去年曾经爆出过新冠惨状的意大利西班牙两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为47.3和44.9岁，分别排名世界第2和第7位，这意味着意大利全国有一半人都老于47岁，想想真是个惊人的数字。

　　中国则有一半人口年龄大于38.4岁，在全世界约180个有数据的国家中排第40位，也要算是“中老年”的国家。

　　

　　国家老本身不是坏事，说明医疗养老较发达，排在中国之前较中国更“老”的，绝大多数都是通常意义的发达国家，比中国”穷“的简直没有几个。如果你同意“活得越长越好”这类观点，那中国以较低的经济水平获得了更理想的期望寿命，这当然是大大的好事。

　　但是在本次疫情中，“活得长”却好像成了劣势，如本次疫情受害较厉的西欧，无一不是寿命较长，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国家。

　　中国的政策制定逻辑

　　在“中老年国家”里，中国的医疗投入尤其不乐观。以OECD国家（通常意义上的发达国家联盟）的数据口径，容易体现这样的巨大差距。

　　

　　2017年各国人均医疗支出，中国在倒数第3位

　　OECD的统计中，深蓝色部分类似“公费医疗”，可以粗略表明“各国政府对医疗的投入程度"，浅蓝色则大致近似“自费支出”。

　　不难看出，意大利和西班牙两个昔日欧洲的”重灾区“，医疗支出都在OECD平均标准以下，结合其更高的人口年龄，受打击最深也就可以自圆其说。

　　中国情况如何？我希望您的手机屏幕够宽，中国的医疗支出远远低于OECD发达国家，排在倒数第3位，大约只有OECD平均水平的1/6，人均支出尚不及哥伦比亚，仅仅强于印度和印尼而已——即使考虑到中国的物价指数较低，医生的人工成本亦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但这也显然不足以抹平6倍的差异。相对发达国家，中国在医疗支出投入方面还是一个弱国，恐怕没什么好争议的。

　　然而，如果我们把表中医疗支出倒数10名的国家做年龄排序，中国却是第2老的。

　　

　　某种程度讲，中国是个“未富先老”的国度，意大利西班牙曾经的惨状我们已经见到，中国的人口年龄也没有比他们小很多，医疗支出倒是差距巨大(约是意大利西班牙的五分之一)，如果也搞“温和抗疫”令疫情蔓延，届时情况恐怕就不容易想象；非得用最严厉的手段将病毒压制住，才不至令医疗资源消耗殆尽酿成惨剧。

　　总之，从年龄和医疗支出两个维度的数据看，中国独特的“零病例严防死守”策略便完全说得通，诸如“五个一”之类严苛措施，也就变得容易理解一些。

　　哪些国家可以放松？

　　我们不妨仍然从年龄及医疗支出两个维度考察。

　　年龄的影响

　　世界上的国家有两百多个，要摸清每个国家具体的政策力度，非人力所能为，我就仅以我较了解的拉美部分国家为例：

　　

　　拉美部分国家人口年龄中位数

　　同全世界类似的，拉美的抗疫也呈严重的两极化：最近新一轮的疫情抬头，拉美一些国家仿效欧洲，颁布了严厉的二次封城令，典型譬如智利和阿根廷；还有一些则置若罔闻继续坚持开放的国家，以墨西哥为首。

　　不难看出，30岁的人口年龄中位数似乎是一个分野，30岁以上的智利阿根廷均有严厉措施，秘鲁和哥伦比亚也都颁布新的管制措施；而30岁以下的墨西哥尼加拉瓜危地马拉玻利维亚等国则打算以保经济为主，限制的因素明显轻一些。

　　至于我所在的埃及：

　　埃及全国有一半人口都低于24岁——足足比中国年轻了14岁，他们当然就不用太害怕COVID-19，发展旅游比起防疫可就重要得多了。

　　我还有两位在科特迪瓦阿比让和赤道几内亚援非的好朋友，出于中国人的谨慎，经常抱怨当地人太不注意，十分担心：

　　当地人显然也有忽视病毒的充分理由

　　经济的投入

　　老龄化之外，还有医疗资源投入问题。我们便粗略假定：各国政府对医疗的投入比例总是近似，愈富的国家，可用于医疗投入的资源便愈多：

　　发达国家的政策，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在欧洲的朋友有很多，我也访问了一些：如英国法国德国，目前执行的政策就更为严厉，都有近似lock down的措施；像荷兰瑞典挪威，则要宽松一些，即使有”二次封锁“，也比较的形同虚设，瑞典还常以“群体免疫”排头兵的形象示人。

　　

　　西欧国家以人均GDP排序

　　标红色的，是访谈认为抗疫政策较为宽松的；底色为黄的，则是我了解到有较严厉“二次封国”措施的——人均GDP分布有明显的界限，而上一轮疫情中受影响最大的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恰好也都算是“西欧穷国”。

　　

　　本表同样可佐证GDP与医疗支出的关系，美国遥遥领先

　　粗糙的结论

　　观察总结上述的人口年龄-经济关系，我们不妨假定：年龄中位数是首要的指标，能够有一半30岁以下青年人口的国家，COVID-19威胁就相对较小；

　　年龄中位数大于35岁的国家，又分为两种情形：

　　-人均GDP超过5万美元的，或可以适度放任；

　　-低于5万美元的，将可能受到巨大威胁，必须采取严厉措施。

　　这当然是非常粗糙和不确切的结论，但我想从方向上总是可以自洽的。

　　基于此，我们既可以解释中国的严防死守：面对疫情，中国的先天基础可能在全世界最糟糕的位置，必须采取最严厉的措施；

　　也可以解释美国的放任：美国的医疗支出投入在全世界遥遥领先，经济和医疗发展水平使得它“有底气”考虑采取更“激进”的抗疫措施。

　　对于政府，“人”也是有价格的。美国、埃及、任何国家的有效政府，他们都可以做到“把人民管的死死的”，倘他们愿意的话——所以没有那样做，大概还是基于利益的考量，这些政府会认为相比新冠本身，防治新冠的支出反而更大；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可以承受新冠病毒的冲击（另：美国各州的防疫措施强度也不同，如果可以了解到各州人口年龄/经济水平同政策强度的关系，会更有益）。

　　目前来看，世界各国的抗疫，成功的程度固然不一样，但没有哪个是完全失败的。行政的角度看，中国、埃及、美国……乃至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它们的选择都是理性且明智的，它们抗疫政策都可算“达到本政府的预设目的”——至于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赞同它的目的，则是另一回事。

　　理想主义的中国

　　本文按理说就应该结束，但我还想再多说一点什么，因为前几日的一条新闻引起我的注意：

　　

　　我起初简直不能理解这为什么可以成为新闻——以中国的经济程度，边陲地区的贫困儿童中午吃橙子果腹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请你看地球另一端的巴西，自然的禀赋比中国不知好到哪里去，国土面积亦差不多，人口却只有中国七分之一，巴西一日三餐只吃街边芒果椰子的流浪汉不知道有多少人，凭什么中国就不能有女童中午吃橙子了？

　　然而，官方并不是像我这样“开脱”的，他们竟真觉得自己错了，按新闻说的，当地民政局教育局必须要想办法，令“相关问题都已解决”才可以。

　　须知，让全国人民都能三餐有菜有肉，这样的国家全世界也实在没有几个。英国做不到，法国做不到，连强大的美国也做不到。确实有些国家——比如瑞士——能够做到，但那是个人均GDP8万美元，全世界顶顶发达的国度。

　　中国这样一个刚刚踏入1万美元门槛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非得按照全世界最发达国家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呢？

　　但是显然的，中国的官方确实认为“这个国家居然还有人午餐只能吃橙子”是错误的，必须要“全面脱贫”——正如一个经济水平处在中等，医疗投入实在还很落后的“中老龄国家”，却要求自己在这样严重的流行病疫情中绝对不能多死人，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战胜新冠”一般。

　　

　　这实在是非常奇妙的现象，就譬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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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五短身材的普通人，推着数倍于自己体重的巨石在“苦难前行”——他竟真地就把这巨石愈推愈高，甚至比同行的壮汉还要更向前的程度。仔细想一想，这是颇令人动容的场面。

　　的确可以讲，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局面，这里的人民对国家的期待与对自己的要求，都是亘古所未见的。中国的确正在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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